“楚辭”的名稱，西漢初期已有之，至劉向乃編輯成集。西漢末年，劉向將屈原、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、東方朔、王褒、劉向等人承襲屈原、宋玉的作品匯編成集，計十六篇，定名為《楚辭》。是為總集之祖。后王逸增入己作《九思》，成十七篇。分別是：《離騷》《九歌》《天問》《九章》《遠游》《卜居》《漁父》《九辯》《招魂》《大招》《惜誓》《招隱士》《七諫》《哀時命》《九懷》《九嘆》《九思》。這個十七篇的篇章結構，遂成為后世通行本。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，其余各篇也是承襲屈賦的形式。

所以可以這樣說，《楚辭》是由屈平（字原）創(chuàng)作的一種新詩體，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�！冻�辭》運用楚地的方言聲韻，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、歷史風情，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，感情奔放，想象奇特。與《詩經》古樸的四言體詩相比，楚辭的句式較活潑，句中有時使用楚國方言，在節(jié)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，更適合表現(xiàn)豐富復雜的思想感情。“騷”，因其中的作品《離騷》而得名，故“后人或謂之騷”，與因十五《國風》而稱為“風”的《詩經》相對，分別為中國現(xiàn)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。后人也常以“風騷”代指詩歌，或以“騷人”稱呼詩人。

《楚辭》對整個中國文化系統(tǒng)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，特別是文學方面，它不僅開創(chuàng)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詩篇，而且對中國文學的發(fā)展有極其深廣的影響，幾乎每個文學領域，各個不同的體裁的文學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。比如，騷體文學包括楚歌和楚賦，它們有二個共同特點：其一是以《楚辭》中作品為模擬范式，其二是“兮”的大量運用；后者構成了騷賦有別于其他作品最明顯的外在標志。劉邦《大風歌》、漢武《秋風辭》等帝王作品，以至整個兩漢魏晉騷體都是《楚辭》的繼承者。唐崇詩，文壇中心在詩，但韓愈、柳宗元、皮日休三家為代表的騷體作家，在中晚唐復興。宋至清，這一時期作騷體作品有50人，約110題，共計作品300余篇。這些，都是直接起源于《楚辭》。

再者，漢賦出于“楚辭”。漢賦的形成它與《詩經》傳統(tǒng)、戰(zhàn)國諸子文風、縱橫家排比論辯的氣勢不無關系，然而最重要、最直接的淵源則是“楚辭”。從句型上看，漢賦大多數(shù)都是采用的騷體句，如枚乘《七發(fā)》等；有的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，如宋代蘇軾《前赤壁賦》等。從題材上和描寫手法看，賦體文的主要題材是約定俗成的，構思方法有規(guī)可循，這種類型化傾向來自前代的模仿，由于《楚辭》提供最典麗優(yōu)雅的榜樣。

最后，《楚辭》是公認的與《詩經》并峙的一座詩的豐碑，它創(chuàng)造了新的詩體，對詩歌的發(fā)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。首先，《楚辭》開創(chuàng)性地打破了《詩經》四言為主，重章疊韻的體式；其次，《楚辭》豐富了詩歌的題材，拓展了詩歌的表現(xiàn)領域，如招隱詩、游仙詩等便是直接從《楚辭》孕育出來的，政治詠懷詩等，受《楚辭》的影響亦很大；最重要的是，《楚辭》在詩壇開創(chuàng)了一種文學傳統(tǒng)，今人視為“浪漫主義”詩風的一派都無一例外受其啟發(fā)，從中汲取精神與藝術得滋養(yǎng)。屈原、阮籍、李白，以至于龔自珍等的作品，正是此種浪漫主義詩風的體現(xiàn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