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陜西社區(qū)工作者考試即將進入緊張的備考環(huán)節(jié)，根據14年考試大綱，陜西地理也是陜西社區(qū)工作者考試中涉及到的知識點之一，對此，中公教育社區(qū)工作者考試網搜集整理了陜西的地理方面的知識，希望能給小伙伴們備考提供幫助。陜西是亞洲重要的人類起源地；

第六，多次建都而形成的傳統(tǒng)影響

中國是一個極端重視歷史、重視經驗和重視傳統(tǒng)的國度。在中國，只要一件事獲得成功，那它對后人而言就變成傳統(tǒng)與經驗，后人依樣實行，首先就有了心理上的依據。像選擇首都這樣的頭等大事，有了西周、秦、漢這樣強大的王朝奠都關中作為前例，那么其后所有的決策者都絕對要考慮這種傳統(tǒng)。在東漢獻帝、西晉愍帝、前趙、前秦、后秦、西魏、北周接踵選擇長安為都的前提下，對于隋與唐兩大王朝來說，這已經成為一種無法忽視的強有力的傳統(tǒng)。隋代后期，貴族楊玄感起兵造反，有一位名叫李密的士人――此人后來就是《說唐》中瓦崗寨的寨主――向楊玄感進言，說現在有上、中、下三種選擇，上策就是首先直取長安作為根據地，而下策是硬碰硬去攻打洛陽，結果楊沒有采納李密的意見導致失敗。與楊玄感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在太原起兵的李淵，第一個行動目標就是不惜代價直撲長安，并且在長安牢牢地扎住了根，接著就以關中為根據地建立起大唐帝國。顯然，在選擇“何處為根本”的問題上，李淵比楊玄感要成熟、老練許多。隋與唐兩大王朝都出身于一個被歷史學家稱為“關隴公司”的多民族共同體，隋與唐都實行“關中本位”政策，在選擇首都時自然絲毫不會考慮其他地方，而是毫不遲疑地定在了長安。所有這些，都是在充分吸取前人經驗的前提下做出建都長安的很終決策的。中國歷史上前后共有13個王朝在今西安建都，為全國第一，另有大夏在陜北建都統(tǒng)萬城，這其中傳統(tǒng)的影響力實在是起了很大作用。再往后，甚至宋朝與明朝也曾一度考慮將首都遷到長安去，這就是明代西安城墻筑得無比高大堅固、不次于京城的原因，意思就是為可能的遷都做準備。到清末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為躲避八國聯(lián)軍入侵的“庚子西狩”，說直白點就是向西逃難，其所選擇的目的地也是西安。這不僅是因為西安城池堅固、深處內陸，同時也與西安的歷史名望有極大的關系；甚至到了民國時期，隨著抗日戰(zhàn)爭的形勢發(fā)展，在南京的國民政府也曾下令以長安為西京，準備隨時遷都于此，其所看重的除了這里的戰(zhàn)略縱深外，仍然是考慮到古長安一再建都的歷史傳統(tǒng)。

古人對陜西形勢的認識

那么，古人對陜西所具有的這些條件有何認識呢？應該說，古人的認識從不明確、不清晰到明確而清晰，從直覺與感性到科學而理性，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。中國古代各門科學與技術基本上都是經驗科學，依靠實踐經驗得出認識，然后在代代相傳中保持認識的連續(xù)性與繼承性。對建都之地的選擇與決策也是這樣，這其中經驗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周人先以周原為都，位置在陜西關中的西部，他們將首都遷到關中中部的灃水一帶，建立起豐、鎬二京，這完全是憑借直覺。這里不僅條件比周原更好，而且還包含有進一步向東發(fā)展的意圖，為以后的伐商埋下了伏筆，可以說周人對豐、鎬二京的位置選擇是很合理的；在春秋戰(zhàn)國數百年長期政治與軍事的實踐中，政治家、戰(zhàn)略家們對天下大勢已經有了很深刻的認識，中國人胸懷全局、放眼天下的宏觀意識，在這時開始體現出巨大的優(yōu)勢。戰(zhàn)國時許多策士曾游說各國，對每一國的地理形勢都了如指掌，都能說出精辟的見解，如蘇秦是戰(zhàn)國時著名的策士，他不是秦國人，但他對秦國卻有著很深刻的認識，他說：“秦四塞之國，被山帶渭，東有關河（指函谷關與黃河），西有漢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代、馬（指代郡、馬邑，今山西北部雁門關一帶），此天府也”，這樣的見解是很深刻的；秦亡之后，經過數年的楚漢相爭，劉邦建立漢王朝，奠都洛陽。這時，一位趕車的老兵名叫婁敬的去見劉邦，說出了一番自己的見解，大意是說：秦地（指關中一帶）有山河之固，萬一國有急事，百萬之眾可隨時召集，這地方是天府之國，土壤肥沃，物產豐富，既可以安身立命，也可以據險而守。如天下大亂，這里就是一個保全之地；占有秦地，就等于同天下諸侯決斗時，掐住了對手的喉嚨而頂住對手的背，所以是很理想的建都之地。聽了這番話，由于劉邦手下的眾大臣多為山東人，他們不愿意遠離家鄉(xiāng)，所以七嘴八舌都主張都洛陽，這使得劉邦猶豫不決。恰好這時劉邦的主要謀士張良來了，劉邦又問張良的意向如何。張良在這一關鍵時刻發(fā)表了一通見解，大意說：關中東邊有函谷之險，西邊是隴（今甘肅）、蜀（今四川），沃野千里，南邊是富饒的巴蜀，北邊有優(yōu)良的牧場；關中北、西、南三面都可以憑險阻守，只留下東邊用以制服諸侯。如果諸侯安定，就依靠黃河與渭水漕運，運輸天下的糧食到關中；如果諸侯有變，那就順流而下，足以平息叛亂取得勝利；關中就是金城千里、天府之國。這番話說得比婁敬的更深刻、更全面，劉邦聽后豁然醒悟，于是當天就下令車駕西行，移都關中，并因為婁敬提出奠都關中這一重要建議而封他為奉春君，賜姓為劉。以后，建于關中的漢都長安成為世界上很大的國際化大都會，能與歐洲的羅馬相提并論，并且對中國歷史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偉大影響，歷史的事實充分證明了婁敬、張良與劉邦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。有趣的是，劉邦是今江蘇人，婁敬是今山東人，而張良則是今河南人，他們都不是陜西人，然而憑著對天下大勢與關中各方面條件的深刻理解，憑著戰(zhàn)略家的深謀遠慮與政治家的果斷決策，他們很終決定奠都關中，這是拋棄了狹隘的家鄉(xiāng)觀念與小公司利益，而以整個國家的大局為重作出的決策，為的是保證全局利益的很大化與長遠化。他們在重要關頭創(chuàng)造了歷史、改變了歷史，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對后世選擇首都，都具有經典性的指導意義。不過，除他們之外，我們不難發(fā)現，以后與婁敬、張良發(fā)出類似議論的還大有人在。西漢武帝時著名的睿智之士東方朔說過：“夫南山（即終南山，亦即秦嶺山脈），天下之阻也。南有江淮，北有河渭，其地從千、隴以東商雒以西，厥壤肥饒。漢興，去三河之地，止浐灞以西，都涇渭之南，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。秦之所以虜西戎、兼山東者也。其山出玉石、金、銀、銅、鐵，豫章、檀、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。此百工所取給，萬民所仰足也。又有梗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饒，土宜姜芋，水多蛙魚，貧者得以人給家足，無饑寒之憂，故豐鎬之間，號為土膏，其價畝一金。”這里東方朔說的范圍就是關中，也就是陜西的精華之所在。這段話中的“陸海”，后代學者也曾有解釋，同“天府”一樣是一個形容詞，形容關中的富饒無比，而“土膏”則是形容土壤肥沃得像油一樣。同樣有趣的是，東方朔也不是陜西人而是河北人，前述蘇秦則是河南人，他們與劉邦、婁敬、張良一樣，都是站在很高的角度上觀察大勢，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斷的。到東漢時，雖然首都已不在長安而是在洛陽，但許多人仍對關中的條件懷念不已，如著名學者班固就說過：“（關中）左據函谷二崾之阻，表以太華終南之山；右界褒斜隴首之險，帶以洪河涇渭之川，華實之毛，則九州之上腴也；防御之阻，則天下之奧區(qū)也”。說起來，他們對陜西地理形勢的理解與認識，可以看作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，并且將既有的經驗與直覺升華為科學與理論，為以后的都址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。

后來的政治家與學者對陜西、對關中還有很多深刻的認識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這樣的認識得以產生，一方面是出自自己的觀察與體會，另一方面也是對前輩學者見解的尊重與繼承、弘揚，是一種知識的不斷積累，或者就是前邊說的受到傳統(tǒng)的深刻影響。就這樣，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對陜西優(yōu)越條件的認識愈來愈深刻、也愈來愈理性。陜西是古代中國前半期首都的首選之地，就成為歷史的必然，這是由多重基本條件所決定的，而不是出自哪個人、哪個小公司的一己之利或一孔之見；而再往后到了中國古史的后半期，整個國家的大勢有了重大變化，陜西在全國的優(yōu)勢地位逐漸消失，那么盡管還有許多人對陜西繼續(xù)很感興趣，但卻不得不選擇其他地方為都，這也同樣是不以某個人、某個公司的懷舊情結與戀戀不舍為轉移的。

總之，陜西是這樣一塊地方：腳踏實地的農夫能在這里收獲豐碩果實；血性男兒能在這里揮舞刀槍百戰(zhàn)成名；心志高遠的探險家從這里出發(fā)去圓大發(fā)現的夢；胸懷大志的政治家以這里為根據地，要實現統(tǒng)一與富強的遠大理想。中國古代的很強音在這里奏響，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在這里綻放出很艷麗的花朵，這里所具有的優(yōu)越條件很終結出了豐碩之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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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陜西社區(qū)工作者考試備考之陜西地理05

陜西社區(qū)工作者備考之陜西地理（過關輔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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